“受害人家属带货”引舆论争议，如何让“直播带货”回归职业指代？

在互联网浪潮推动下，网红经济异军突起，直播带货尤为引人关注。从明星艺人到普通个体，从职业主播再到社会名人，越来越广泛和多元的个体涉足这一领域，希望通过其实现商业价值或生活转型。

直播行业在引发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舆论场旷日持久的争议与讨论。由于门槛边界尚显模糊，出现了“跨界带货”“低俗带货”等案例，行业准入标准难以界定；媒体报道常曝出直播带货的巨额收入，并出现偷税漏税等负面信息，“直播带货”在发展过程中似乎融入了“门槛低”“挣钱快”等负面情感倾向，作为一种职业指代的角色被日益弱化。

近日，“重庆姐弟坠楼案”母亲宣布将直播带货再次引发舆论对直播行业的探讨。透过此事件，不仅可以看到舆论场对于人文关怀的复杂情感，也可以看出，公众对直播带货的职业认知亟需重回理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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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价值消费与朴素职业认知

围绕“受害人家属带货”话题的争议似乎由来已久，此类话题中，“受害人家属”的特殊身份触及了公众对于情感消费的敏感点。舆论场态度差异鲜明：有声音认同直播带货是受害者家属开始新生活的一种谋生手段，无可厚非；但也有人认为直播带货这一商业行为是对悲伤情绪的亵渎，并存在过度消费公众对逝者家属情感价值的隐忧。

在公众争议中，可以看到现有舆论思维的两个构面。首先，舆论场的“完美受害人”心理仍然存在，作为社会事件中的弱势方，代表着某种特定的情感符号、社会情感的寄托，其生活状态在公众期待中被要求符合某种标准化的行为程式，而当他们选择直播带货，往往被视作是对这种期待的打破，这就呈现出第二个舆论思维，即“直播带货”在目前舆论场中的负面情感倾向。

“受害人家属直播带货”信息情感占比分析

来源：人民众云

公众之所以对于“直播带货作为谋生手段”产生质疑，在于该行为与其他个体经济的底层基础差异。与传统销售所依傍的实体经济相比，直播带货的底层逻辑是注意力经济。而当公众对谋划直播带货当事人的注意力的产生，是出于对受害者悲惨遭遇以及对于受害者家属的同情、共情时，商业行为的出现无疑会与人性关怀的朴素情感产生对冲。两种态度相互交织，无疑会将直播带货置于公众情感甚至道德感的对立面。

当个体需要因选择一个职业而接受情感和道德审视，表明社会舆论对该职业的认知已有了既定的情感偏向。因此，要理性看待此类事件中行为人的职业选择，先要允许直播带货回归一个职业，让受害者家属身份回归个人，才能将情感审判回归到理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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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响力到竞争力，从先手值到持久战

当社会热点事件中的“受害者家属”转变为“带货主播”，其身份角色实际已经由情感角色转变为职业角色。此时，对其的衡量标尺就不应是提供给公众的情感价值，而是面向消费者的专业技能。

有网民对“受害者家属”直播带货的决定表示理解，但对其直播带货的变现率和持久性并不看好。此类声音中反映出这样一种共识：当下关注度的增益效果并非无限期。而这同样也是注意力经济的本质和直播行业的通行规则，热度、流量的“一时火热”，在直播行业的新陈代谢中被无数次地反复证实，绝对比例的“网红”在从短期流量走向长期变现的道路上难以为继，多的是被流量捧高、又被流量遗忘的“昙花一现”。

互联网没那么好记性，消费者没那么盲目，流量也没那么万能。因此，公众不妨暂且摒除情感价值、道德审判和先入为主的职业反感，理性看待“直播带货”这一职业本身，以及流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激烈的情绪终会隐匿在互联网的众声喧哗，社会注意力资本也不足以支撑起持久的长期收益，想要走得长远，最终还是硬实力的“赤身肉搏”。一方面，主播专业度、产品品控、售后服务等要素，是当下直播带货饱受争议、口碑受损的根源，也同样是实现行业正名、去污名化的关键要义；另一方面，在“热度→带货”的链条中，流量作为先手值，并不一定能保证变现能力的持久。靠高流量涉足带货，成绩却不尽人意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流量热度的影响力加持下，真实的用户体验、良好的口碑和长期的信任才是直播带货可持续发展的真正竞争力。时间越长，最初热度的增益效果越弱，硬实力的效益则越凸显。对此，市场与消费者会给出较为公正的答案。

“受害人家属带货”屡屡引发舆论质疑，鲜明地显现出舆论对于“直播带货”这一行业的情感倾向。实现行业“自我正名”和去污名化，不仅需要行业及其从业者加强自律和规范，为消费者提供更高的信任基础和更严格的他律机制。同时，公众和媒体也需要以更加客观中立的眼光看待这一职业。也只有如此，直播带货才能回归中性的职业指代，道德审判才能回归理性探讨，个体的职业选择才能被真正尊重。

卸下对“完美受害人”的道德规训和对直播带货先入为主的反感，让个人与行业都得到理性解放。

(来源："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MyLcAQd8J38I9gRHLFc7w）